9月4日，作为红军的女儿，邓玉平（右）拜访104岁老红军秦华礼时，送给老红军一顶红军帽并与秦华礼的女儿秦志红（左）一起与老红军合影。　练红宁/摄

眼前的邓玉平已不年轻，并且患有严重腿疾。从2004年开始，她追寻红军的脚步，几乎每年重走一条长征路线，至今已重走12次。收获了247位老红军的亲笔签名、几大箱珍贵影像素材、100余万字的访问日记，以及堆满整个书房的长征资料。

“重走长征路是我儿时的一个梦，而梦的起点就在南京。”前天，邓玉平从河南讲课归来，途经家乡南京拜访老红军，和金陵晚报双拥周刊记者聊起她的长征梦，梦里有南京夏天玄武湖城墙下的小竹床、有她的红军父亲，还有无数令她感动到落泪的红军故事，以及走过长征路后对长征精神的深刻解读。

父亲说天上的星星好像是他的战友

记者：12年，拖着病腿坚持12次重走长征路，您为什么这么做？

邓玉平：长征是我小时候一个遥远的梦。我出生在南京，从小就生活在玄武湖边的城墙下。记忆里，南京的夏天很热，夜晚我们就躺在室外的凉床上，面向星空，听父亲给我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：雪山草地，好远好远哦。长征过草地没吃的，我的战友们都倒在了草地上……你们看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，都是我的战友们在看着我们呐，我很思念他们啊。将来我们一定要去长征路上看一看他们……

后来我成为一名历史教师，父亲却没来得及完成心愿就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的心愿一直深刻在我的心里。2004年7月10日，我背上行囊，从上海出发，沿着红四方面军的路线，踏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长征路。

长征路上有许多红军墓，四川通江有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，里面安葬着25048位红军的英灵。多年以后，当我走进这里，看到每一块无名红军碑上都刻着一颗“闪闪红星”时，父亲的话突然跳入我的脑海，让我泪流满面。

找到父亲找了一辈子的“蔡局长”

记者：您是带着替父亲还愿的想法开始重走长征路的吗？而且第一次走就找到了父亲的老首长吗？

邓玉平：对，蔡威。我父亲找了一辈子的“蔡局长”。

我父亲叫邓志云，四川江油人。1935年4月，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来到他的家乡，是“蔡局长”动员还在给财主家放牛的我父亲参加了红军，那年父亲12岁。“蔡局长”一直把我父亲带在身边，父亲常说，翻雪山是“蔡局长”拉着他的手走过去的。当时“蔡局长”鼓励战士们的话父亲也铭记于心：“为了明天，我们要努力干哪！”

“蔡局长”白天行军作战、晚上发电报，然后还教身边的小战士认字、背密电码。1936年9月，红军过草地到达甘肃岷县，“蔡局长”不幸积劳成疾去世，离胜利会师只差十多天。父亲生前常对我说：“蔡局长有后人，我要找到他啊！”

2004年我第一次走长征路，路过甘肃岷县，当地党史研究室的主任送我一本岷县党史资料汇编，目录中有一行标题跳进我的眼帘“蔡威烈士魂归故里”。看完文章的内容，我才知道父亲找了一辈子的“蔡局长”原来就是当时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、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蔡威啊！

顺着这个线索，我又在蔡威烈士的家乡福建宁德找到了他的孙子，并在2010年亲自到宁德蔡威纪念馆的铜像前敬军礼，跟他说：“‘小胖子’”（父亲的绰号）的女儿来叩拜您了。”终于替父亲完成了心愿。

在南京到处能听到关于父亲的故事

记者：都说您是南京红军的女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现在还经常回南京吗？

邓玉平：新中国成立后，我父亲曾在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，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支援三线建设举家迁往重庆“四川汽车制造厂”。离休后父母又回到南京，我也经常回南京看望他们。父亲过世后，我寒暑假都会到南京来拜访老红军。其中拜访到一位叫黄光奎的老红军，问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对我说：“哎呀，我还吃过你父亲钓的鱼呢！”这是我第一次从别人口中听到父亲的故事，没想到这样的事越来越多。

一次，我一个人回到小时候住的后大树根，站在城墙边沉思，有个比我大十几岁的人突然过来问我：“你的父亲是不是叫邓志云？”原来他是附近的老住户，汽车制造厂的职工，看我跟父亲长得很像认出了我。他说以前常听父亲的长征讲座，父亲永远都面带笑容……让我听得入了神。

这样的事情还发生过几次，但都不及2009年发生的事情让我吃惊。那年8月，我刚走完西路军路线回来，在南京出了车祸，住进了中大医院。我的病房里住着6个人，一天中午7床的一位十来岁小姑娘因为菜不可口要倒掉，8床的一位老阿姨突然开口劝：“7床，你不要倒掉，我给你讲个红军的故事。”

8床说：上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位老红军。一天食堂上了一盆猪尾巴，大家都没见过、不敢动筷子。老红军说倒掉太浪费，就又收了回去。第二天吃饺子，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吃，但吃不出来是什么馅儿。老红军就启发大家：我们昨天中午吃的啥呀？大家才恍然大悟。这顿猪尾巴馅饺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老红军还跟我们说，红军过草地的时候，一粒粮食有时就能救一个红军战士的生命，不能浪费，我和我的孩子、孩子的孩子都养成了自觉节约的习惯……

听到这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问道：“8床，这位老红军现在在哪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当我听到“邓志云”3个字时，我简直惊呆了！同时我又好感慨，不仅为偶然听到父亲的故事，更为红军本色、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延续而感动。后来我写了一篇博文，叫《一个从病房听来的故事》。

南京“红军爸爸”亲手为我做红军帽

记者：您12年走访了240多位老红军，其中有南京的老红军吗？

邓玉平：当然有，而且还有很多。南京有很多老红军，十几年来，我已经拜访了向守志、何子聪、肖福、张玉华、张力雄等二十多位。

南京老红军的故事特别多，今天就讲一个“一顶红军帽”的故事吧，是关于“红军爸爸”王志明的。2007年2月我第一次去拜访他，他特意换上红军服，戴上自己做的红军八角帽。王志明戎马一生中，身上留下了多处战伤，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。直罗镇战役使他的右手中指少了一节，平型关战役时，他随115师687团与鬼子搏斗，右腿被鬼子刺伤，仍然带伤坚持战斗。又一次作战，他失去了肛门，左大腿也被弹片炸伤……

此后，我跟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他见我喜欢八角帽，就说：“你喜欢，我来帮你做一顶。”他把原来那顶帽子拆下来做样子，又到处找齐材料，老夫妻俩一针一线帮我缝。2008年2月春节期间，我又去了这位“红军爸爸”家，他的身体大不如前，已不能下床了。我在他的床边跪下，让他亲手把红军帽戴在我头上。我告诉他，暑假就要去重走他70年前走过的红25军长征路。他连说：“好，好，代我向沿途的老百姓问好！当年我们长征能够走到陕北，与老百姓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呀！”

他还把一本红军日记留给了我，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回忆录，最后几页详细记录了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友名单。我把这本珍贵的红军战士原始记录带回上海，经学生提议，我们复印后分给同学整理打印出来。我戴着红军帽上课，给同学们讲了王志明的故事，孩子们自编自演了一幕“一顶红军帽”的小剧，在上海市建党90周年的汇演中获了奖。

长征精神是人性真善美的展现

记者：作为新长征精神的代言人，您认为长征精神是什么？

邓玉平：1934年红军就有了自己的16字训词：智勇坚定、排难创新、团结奋斗、不胜不休。80多年过去了，仍与我们现在的提倡创新、团结的时代精神十分吻合。红军真的太伟大了。

我一直在给社会各界做长征讲座，也一直在思考什么是长征精神。但直到2012年我走完红军走过的草地之后，才有了清晰的答案。

那次我们一行10人，其中有长征史专家、军科院的陈宇老师，还有当地的若尔盖党史研究室主任蒋桂花等同志。和以往不同，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按照红军当年的坐标行走。早上还是霞光万里，到了下午突然下起了暴雨冰雹，气温降至零下。由于当地向导临时有事离开队伍，我们走了2个小时又回到原点，迷路了。高原反应加上饥寒交迫，我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，为了不拖累团队，我决定让其他队员先走，别管我，但队员们说什么都不肯，轮流背着我……

眼看整个团队陷入绝境，天突然放晴了，一位牵着马的藏族女孩仿佛从天边而来，把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我扶上马背，送我爬上了山坡。当时气温零下，我浑身湿冷，女孩拉着我的手塞进她的怀里，贴着心口的皮肤让我取暖。温暖当时传遍全身。她不仅救了我，也救了我们整个团队。我突然想起父亲当年也是拽着马尾走出了草地……冥冥中仿佛是一种轮回。

“一直向前的理想信念，一直向上的英雄气概，一直向真的艰难跋涉，一直向善的品德升华。”经过这一次，我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：长征不仅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军事上的胜利，更是人性的胜利，是人性光芒的展现，是人性真善美的展现。红军在万里长征中，互相帮助，生死相依，把人性的真、善、美发挥到了极致。这种人性的光芒，就像美丽的格桑花，不仅盛开在红军队伍中，也应该是盛开在今天的都市街道、校园邻里间。因为只要有挫折、有困难，就会有长征精神闪耀其间！

现在我上长征讲座，有时会拿一束格桑花：“长征精神既不遥远，也不枯燥。他就像美丽的格桑花一样，永远开在我们心中。”